全球南方并未忘记曾被西方当作棋子摆布、而德国和欧洲却随波逐流的时代。

加拿大总理卡尼已经认识到西方的“双重标准”难以为继，但默茨并未如此反思。他终于承认，“大国政治根据他们自身的规则行事”，因为这同样影响到他的国家，并形容其“迅速、强硬且经常难以预测”。大国害怕自己对外产生依赖，却操控着别国对自己的依赖，如有必要的话甚至会利用这一优势。

然而，这样的地缘政治套话并不能拉近德国与全球南方的距离。更何况，默茨的话甚至冒犯了德国的新朋友：“专制国家或许拥有追随者，但民主国家拥有伙伴和盟友。”对于印度、巴西或印度尼西亚等充满自信的国家来说，仅仅因为同中国或俄罗斯保持紧密关系，就要被德国这样一个中等国家的政府首脑贬低成是具有依赖性的“追随者”，显然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。

因此，柏林与其试图接近的国家之间存在明显鸿沟，因为它找不到正确的对话语调。与科尔、默克尔或朔尔茨政府时期相比，默茨时期的德国同中国之间的距离更遥远了。

这种差异在慕安会的一场对话中体现得尤为明显。瓦德富尔同印度外长苏杰生的对话，基本上没有受到关注。但与鲁比奥的演讲一样，这场对话已经成为体现世界正在如何变化的历史性记录。瓦德富尔在对话中反复提到，德国需要的新伙伴“必须共享相同的价值观”。他强调，因为“与中国存在根本性不同”，印度正是“最佳示范”。

然而，苏杰生并未附和德国关于寻求“价值共同体”的论调。他无视了瓦德富尔对于印度的中俄伙伴的公开批评。相反，苏杰生强调印度的“战略自主”，也就是要尽可能地与更多“独立决策的权力中心”保持紧密关系，并寻找利益交汇点。

德国外长瓦德富尔与印度外长苏杰生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对话 视频截图

此外，苏杰生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让瓦德富尔知道，相比西方本身，他与那些被西方打压的国家有更多联系感，并以自己的方式解读加拿大总理卡尼的演讲：既然加拿大长期以来都是“西方联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”，西方基于自身利益的政治博弈以及特朗普的无情手段标志着“未知水域”，因为他们开始背弃北约的盟友。

至于印度，则“从未加入过这样的联盟，长期以来都在这种不确定的概念框架下行事”。这就是为什么印度与尽可能多元的一批国家维持了超过20个多边伙伴关系。其中的一个中心正是欧洲，那里刚刚经历“战略觉醒”。

苏杰生对德国同行表示，信任与可靠性要比各自的政治体制或价值观共同体更加重要。“几次会面远远不够，需要在社会各个层面持续地接触，直到彼此进入真正感到舒适的水平。”苏杰生这番话也同卡尼有相同之处，加拿大尽管与美国有“更密切的关系”，但现在依然认为中国“更加可靠”。

瓦德富尔显然未被说服，尽管他自己的世界观也充满矛盾。为了让自己的世界观自洽，他不得不忽视一个事实，即苏杰生在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时形容俄罗斯是“有价值且经受过考验”的伙伴，印俄之间的“战略伙伴关系”对双方都有好处，且是基于地缘政治利益。

瓦德富尔与默茨希望将世界划分为“好民主”与“坏独裁”的渴望显然是出于善意，但在当今的全球政治中并未获得认同，甚至没有得到那些柏林试图争取的国家认同。

这同样是因为，德国政府完全忽视了现实世界中的经济力量对比，而片面地关注“善与恶”这样的叙事：印度的经济规模（是“好”的）仅为中国经济（是“不好”的）的一半。德国与中国的贸易规模是与印度的五倍。

因此，一位将随同默茨访华的德国大企业高管得出这样的结论：

“印度的外交政策，相比默茨的外交理念，更符合出口型国家德国的利益。”

（原文发布在德国The Pioneer评论平台，原标题：“默茨非黑即白的世界观。”译文有删减，仅供读者参考，不代表观察者网观点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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