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有的历史剧拍得假？

李星文：您被业内称作“细节控”“逻辑控”，强调创作中的真实性，在您看来电视剧的“真”是什么？

张永新：我在片场经常说，“天下好戏唯真不破”。我认为“真”有几个层面：一是创作者的真诚，作品真实的还原，对这个时代最真实的反映与折射。这几个层面不是由高到低的过程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。比如说创作的真诚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作品播出后，一个镜头，一个场面，他们一定能感受到创作者态度上的真诚与否。

二是具体拍摄时的“真”。比如说我们拍历史剧、年代剧，经常面对的问题是，那段历史观众看了以后，摇头叹息太假了，这是作为影视人最不愿意听到、最怕听到的评价。为什么？就是创作者没有拿捏住那个时代最真实的精气神。

比如拍一个历史剧，你对断代的理解，要呈现在服化道、社会等方方面面，不仅仅是一个景的复原，还要体现在规定情境当中演员的举手投足、戏剧调度、故事讲述方式、用语用词、环境设色等等方方面面。拍一个魏晋时期的作品，不可能使用明清元素，否则明显违和，这就是环境里的真与不真。

张永新曾执导《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》和《虎啸龙吟》

最根本的，我们营造的真实情境要传达那个时代的精气神，是我们要求的最高级、最高层面的真。这个层面的“真”，需要编、导、演、摄、录、美、服、化、道，各职能部门同心合力。这个层次考查的是团队的职业精神、职业素养。

建组时，大家总说这个戏要奔赴什么样的方向，但是开拍后，短则几个月，长达接近一年，能不能前期、后期一直把这个方向坚持下去， “真”字落实起来非常难。但没有办法，做影视它是最宝贵的，甚至是一个不二法门。

李星文：观众有时候要求比较严格，一旦涉及真实历史人物的名字就不让虚构了，如果虚构和发挥，就说不真实，您如何把握？

张永新：我举个例子，我拍《觉醒年代》时，有一组人物关系非常有意思。鲁迅先生和钱玄同先生，他们两个在我们故事中经常有交集，拍摄时我经常跟演员们说，两个人情感方式不同于一般，虽然都是北京大学老师，但是钱先生脾气性格和鲁迅先生有差异。那阶段他们俩私人感情非常好，好到什么地步？钱玄同先生有一句名言，“人活四十就该死，不死也要枪毙”，当时这句话惊世骇俗，结果他过40岁生日，鲁迅先生给他寄了副挽联，还有其他先生们，用挽联的形式说“你怎么不死呀”。他们能开玩笑到这个地步。

所以在我们剧里，他们俩见面的方式就不同于一般人。《觉醒年代》要求所有角色见面行鞠躬礼，但他们俩从来不会有这样的逻辑。有场戏很有意思，陈独秀到北新书屋去见鲁迅，钱玄同最后一个走，他用肩膀碰了一下鲁迅，意思你赶紧写白话文小说，就是后来我们都知道的《狂人日记》，像生活中哥们一样。这么一个简单的戏剧动作，是我们编剧老师、导演组在梳理大量历史资料基础之上，才做的所谓的真实还原。假如观众提问，生活中钱先生和鲁迅先生是这样吗？我们的回答是，它大概率有可能是这样。这个“真”就是艺术创作的真实。

李星文：我们知道拍主旋律剧、主题创作剧，最容易掉进去的陷阱就是“标签化”“口号化”，您在创作时如何避免“低级红”？

张永新：所谓的“标签化”就是想当然，人云亦云，有固化的概念，某些人应该是这样，某些人应该是那样。曾经有段时期，强调所谓“三突出”，强调正面人物怎么给光，怎么组织调度，反面人物怎么 “脸上挂相”。现在时代发展，完全摒弃了那样的创作原则。

张永新执导的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剧照

“标签化”理念为什么不能延续，因为时代在进步，每个时代都有它对故事的需求和需要，判断一部作品能否成立，肯定是排斥“假大空”，排斥所谓“高台教化”，更愿意看到有血有肉的人。我们指导演员工作就强调这点，你扮演这个角色是不是一个活人，有没有人正常的七情六欲，正常人的表达。把这些逻辑放到历史人物身上，它依然能够成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