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人不会讲方言了，”吴思琳说，“我觉得是时候重新检视这项政策。如果政府真心想保留我们的一些文化，那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。”

让这场讨论真正发酵的，是一封来自新加坡电影界顶层的联名信。知名导演邱金海与梁智强通过《海峡时报》公开喊话，批评现行的电影方言政策落后，不利于本土电影行业发展。

“如今，放映方言电影与放映法语或马来语电影并无不同。方言电影在家庭媒体和流媒体平台上早已不是问题，甚至在飞机上也已普遍接受，那么电影院为何还要继续承受这一过时政策带来的负担呢？”

信中公开呼吁，“考虑到电影院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市场中吸引观众的难度，政府应考虑一切可能的途径，为本地运营商和发行商减轻负担。”

两人还进一步发问：“如果要证明‘讲华语运动’的成功，有什么比彻底放宽这条规定更好的方式呢？……这样做，也可以展现新加坡华人在处理文化多样性问题上，已经非常成熟。”

接下来的一周，声援浪潮从影坛蔓延至政坛。继多名新加坡导演加入讨论后，在野党工人党议员陈立峰也在脸书公开表态，称方言是“我们祖辈旅程、习俗与身份的有机、鲜活载体”。

工人党票仓后港区以潮州人居多。陈立峰在脸书发文指出，他坚信方言跟传统习俗一样，是本地华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。

工人党阿裕尼集选区议员张文杰也在社媒发文称，“讲华语运动”推行以来，方言家庭比率已大幅下降，方言“不会对华语构成威胁”。

他质疑，地铁站已增设福建话和潮州话的安全广播，政府也制作了方言版宣传视频，新加坡人不应出国才能观看原汁原味的方言电影。

这场讨论的热度仍在攀升。已有两名新加坡国会议员表示，已向当局询问能否让电影以原方言版本放映。

碧山—大巴窑集选区议员蔡引舟在社交媒体透露，将在7月7日国会复会时向部长提出相关提问。他希望了解MDDI做出这项决定的具体考量，以及IMDA在未来评估中会否更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。

《海峡时报》的评论文则更为直接：新加坡，你要自信。

文章指出，“从双语到多语自信，《阿嬷》引发的争议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在继续投入母语教育的同时，承认方言和传承语言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值得拥有更显著的位置。一部电影，重新打开了新加坡一个根本性的政策议题。”

来自南洋理工大学的助理教授Luke Lu同样认为，《阿嬷》的商业上映，“其意义已远不止一部华语电影本身。”

“我们早就应该审视这些政策了。”他直言，当初推广华语是为了改善沟通、帮助多元华人方言群体实现社会凝聚，但今天的现实已截然不同。

“必须从语言学角度强调，没有任何实证证据表明接触汉语方言会妨碍一个人学习华语。任何持相反观点的说法都是出于意识形态信念，而非实际的语言学研究。”

Luke Lu进一步指出，对当今的新加坡年轻人而言，英语更可能干扰他们的华语学习，而非方言。方言在新加坡实际上属于“濒危语言”，且这一趋势已不可逆转。

相反，允许公众消费方言文化产品，“很可能有助于提升和加深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理解”，这也完全符合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和“讲华语运动”推广中华文化的目标，“尤其是当华人社群真正的文化遗产，与来自中国南方祖辈们多元的语言和族群习俗息息相关之时。”

Luke Lu在评论中还揭示了一个极具反讽意味的现实：对今天许多新加坡年轻人来说，潮州话听起来已经和韩语一样陌生。然而，“我们却面临一个荒谬的局面：K-pop（韩国流行音乐）可以在本地中文电台播放，而粤语流行歌却仍受到限制”。

Luke Lu透露，他在采访华人社群知名人士的研究中发现，许多人仍然认为“讲华语运动”过于极端。

他认为，“放弃方言是他们在建国名义下做出的牺牲。允许方言在公共媒体中更自由地使用这一小步，将大大有助于弥合这些创伤，让年长者重新与一种他们曾经自由使用的语言建立联系。”

但他也强调，这“并不是在呼吁推广方言或将方言引入新加坡公共教育体系，而是主张不再将方言视为需要特别审批的对象”，将这些语言与韩语等其他外语放在同等地位上对待。

Tan Ying Ying在CNA的社评中写道，围绕《阿嬷》的热潮，还包含着“对一种濒危语言的哀悼”。在她看来，新加坡方言政策所折射出的，其实是“过去某种焦虑的幽灵”。

“1979年限制方言的那些理由，已经不再适用于2026年的新加坡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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